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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东山擂鼓台发现的一例佛足迹图像碑，与目前国内发现的数例同类遗物相比，特点鲜明：一是时间早，具有唐代造像特征；二是体量大，分别以整石雕出碑身、底座，组合，且保存状况较好；三是碑身多面均刻出佛足；四是图像布局特殊，千辐轮位于前掌中心而非整个脚掌中心；五是图像内容简化，不见趾尖莲花、万字符和脚掌、鱼、满瓶、海螺等物，较之四川眉山法宝寺仅刻出轮、鱼的形式又显复杂；足跟间连接二足的双弧线亦不见于其他诸迹；六是佛足跟部两侧刻出站立、行走或坐姿的人物形象，为目前所发现的同类图像中所仅见。这一材料的发现，丰富了相关题材的研究内容，并提出了新的课题。在磨沟齐家文化墓地共发掘墓葬346座，以竖穴偏室墓居多，也有部分竖穴土坑墓。竖穴土坑墓多为单人葬。竖穴偏室墓以单偏室居多，多为合葬，也有少量单人葬。随葬品多为陶器，还有部分工具和装饰品，随葬陶器明显可分为两组。此墓地的发掘，为齐家文化及其埋葬习俗的研究了十分重要的新。89～199年，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殷墟孝民屯东南地发掘了132座晚商墓葬。这批墓葬以小型墓为主，具有"成片分布"的特点。大部分墓葬出土随葬品，墓葬时代为殷墟文化第四期。这批墓葬的发掘，是了解孝民屯村及其附近商代遗存不可缺少的。7年，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殷墟范家庄东北地发掘了两座商代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出土遗物有铜器、玉器、陶器、骨器、蚌器和贝等。其中M3的年代属殷墟文化第三期，M4为第二期偏晚阶段。M4内随葬品的摆放及两套陶觚、爵的出现，均对分析殷墟时期墓葬了新的。3年对银梭岛遗址的发掘，确认该遗址为典型的贝丘遗址，发现的遗迹有房址、灰坑、火塘、石墙、木桩等，出土有陶器、石器、铜器等。根据地层堆积和出土遗物等将遗址分为四期，年代分别为云南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青铜时代的早期和青铜时代中晚期。该遗址的发掘建立了苍洱地区考古学文化年代序列。3～24年，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殷墟小屯西地发掘了一座带两条墓道的大墓M1。墓室为长方形竖穴土坑，随葬品有陶器、铜器、漆器、玉器、石器、骨器、牙器和蚌器等。M1的时代为殷墟第四期偏晚阶段。M1的发掘，为进一步探讨小屯宫殿宗庙区及其附近区域的布局了重要的。6年，在偃师市吴家湾村发掘了一座东汉晚期墓葬。墓上的圆形封土已被夷平，有长斜坡墓道，为横列前堂式的小砖券顶多室墓。随葬品包括陶、铜、铁、石器等。此墓位于洛南东汉陵区陪葬墓群的边缘，它的发掘对认识东汉帝陵的布局、范围，以及陪葬墓的等级和墓主人身份等，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4年4月，徐州博物馆对江苏徐州市区西北大孤山北麓的大孤山二号汉墓进行发掘。该墓为石坑竖穴洞室墓，竖穴底部有一地位稍低的合葬者，洞室位于竖穴西侧，内葬夫二人。随葬品较丰富，有陶器、铜器、漆器、玉器、铁器、龟钮玉印和铜印等。大孤山二号汉墓的时代应为西汉中期，墓主应为级别较高的吏。6年和28年对辽宁长海县小珠山遗址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22余平方米，发现8座房址、1个灰坑、1座野外灶址和数十个柱洞。出土遗物以石器、陶器和骨器为主。小珠山遗址可分为五期，其中陶器演变特征 为明显。该遗址的发掘，为进一步研究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文化内涵了新。洛阳富弼夫墓志28年出土。墓志详细介绍了富弼夫的生平，内容丰富，涉及北宋中、后期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是探讨北宋中后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对外交流、艺术等方面的重要实物。古代人造硅酸铜钡颜料主要包括三种，紫色的紫(BaCuSi2O6)、浅蓝色的蓝(BaCuSi4O1)和蓝色的深蓝(BaCu2Si2O7)，这三种颜料在战国晚期至东汉晚期的大量使用。本文在对大量古代硅酸铜钡颜料样品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该类颜料的原料、烧制温度以及坩埚对模拟的影响。用石英粉作为硅源，铜绿和氧化铜作为铜源，硫酸钡、碳酸钡和 作为钡源， 作为铅源，模拟出了三种古代人造硅酸铜钡颜料，即紫(BaCuSi2O6)、蓝(BaCuSi4O1)和深蓝(BaCu2Si2O7)。盘口壶，壶式之一，陶质、瓷质均有。西汉时期始出现，经历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发展，延续至隋唐五代时期。盘口壶造型独特，有较为清晰的发展序列，常被作为判定年代的佐证。根据出土器物自名推测，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首壶(也有盘口)可能称作"罂"。本文主要对三国、两晋、南北朝盘口壶的出土情况进行初步的梳理，以建立科学的盘口壶年代序列，并对盘口壶的分布、功能及其他盘口器等相关问题有所探讨。三国时期盘口壶以矮胖型式居多，西晋的盘口壶与三国时期不易区别。东晋时，盘口壶向高大型发展；南北朝时期束颈较高，整体更协调。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盘口壶在很多地区都有发现，以南京为 多。盘口造型 初可能是出于实用目的，非实用的盘口则起到装饰的作用。本文利用《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与周绍良先生主编《唐代墓志汇编》进行对校，发现释文中有些可以校补的内容，特提出新的解释加以讨论。河南汝州阎村出土的仰韶文化鹳鱼石斧图彩陶缸，学术界一直将其绘画内容视作上古时期的图腾画。笔者研究认为，这幅彩陶画与传统意义上的图腾画在性质上有较大区别，经比较研究同时期其他地区出土彩陶绘画可以发现，这幅史前鹳鱼石斧图，应该归入巫画的范畴。张大千的"画家"之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传奇，迥异于2世纪的其他画家。但也正因为其复杂和多面，导致在研究中常出现各执一端、相互矛盾的评价差异[1]。本文拟从张大千对于自我"画家"身份的认同、建构并且自觉调适这一角度切入，围绕其三四十年代学习"画家之画"的主张与实践进行探讨，将其回置于当时的画风转向中，分析这一主张提出的内外原因以及如何具体展；通过对"画家之画"的学习，探讨他如何形成自己的一套画学论述，不断拓展绘画史的深度，并 终促成其"画家"身份的转化，走向晚期自我创造的独特绘画新貌。透过张大千的"画家"之路，思考其背后所蕴含的自觉意识、技艺经验和史观维度可以为当下的画发展怎样的启示。17年上半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联合发掘了四川眉州彭山区范围内的岷江河道江口段，出水2余枚西王赏功金银币，这是 经过系统考古发掘证实了西王赏功币的存在，为解决长期悬而未决的历史难题了科学依据。本文通过对西王赏功币学术史的梳理，指出近七年来其经历了从被疯狂盗挖到科学发掘、从收藏热点到学术热点的转变。文中对江口遗址出水西王赏功金银币的特点进行了总结，并提出西王赏功发掘品可能是未曾颁发过的金银币。部分出水金银币面上残存疑似火烧的痕迹，有可能为印证史籍所载清初杨展率火烧张献忠船队的记载实物。将这些西王赏功考古发掘品作为标准器，与一些传世品进行比较，对传世品的真伪问题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对部分金银币给予肯定，对某些铜币提出了质疑。陈列博物馆化一直是博物馆界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在"古代"基本陈列设计中， 博物馆展览设计人员始终以陈列博物馆化为圭臬，认为确定合理的历史分期，构建以文物为核心的陈列体系，是实现陈列博物馆化的基础；正确内容设计与形式设计、施工之间的关系，形成符合博物馆文化特征的设计方式，是实现陈列博物馆化的重要内部合作机制。12年5月， 博物馆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进行浊漳河流域早期文化考古调查活动中，对屯留柳行遗址进行了调查和，发现了丰富的史前文化时期遗存。该遗址的遗物主要出土于灰坑H1和H2，两个单位所出的陶器在器类、质地、纹饰、制法上相同，表现出仰韶时期庙底沟文化阶段的典型特征。该遗址出土数量众多的尖底瓶残器，形态大多为锐角尖底、口部重唇，且两个部位的形态变化较小，应该代表了一个时间较短、面貌变化不大的文化发展阶段。总体来看，该遗址属于内涵单一的庙底沟文化中期阶段的典型遗址，出土陶器与晋南地区同时期陶器面貌基本一致，而与晋北同时期陶器差别较大，反映出仰韶文化发展和传播过程中因距离和地理环境而造成的面貌差异。柳行仰韶文化遗存为深入认识山西东南部史前文化了重要素材。